《文心雕龙》法语翻译概述

【摘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构想的人是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从此以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圈内,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等等单文化和跨文化研究在一国或几国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各国学者属于不同的流派,持有不同的观点,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从总体上讲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文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论”离我们越来越近。面对东西方文化碰撞,出现西方文化本土化,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古代文论将如何展现其价值?如何加强对中国古典文论意义的理解?如何表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魅力?这些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许多当今的学者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自齐末成书以来,受到历代许多著名文人的高度评价:与刘勰同时代的作家沈约说:其文“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唐代文人刘知几把《文心雕龙》视为其创作《史通》的楷模。(王运熙,1981:145)清代章学诚说:“文心体大而思精”。(王运熙,1981:145)明、清以后,出现了大量对《文心雕龙》的研究。1949年以来对《文心雕龙》的论文和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些年来,海内外对《文心雕龙》的关注更为强烈,其数量之大令人惊讶,著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经说过,对于《文心雕龙》的作用“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宇文所安,2003:313)曹顺庆教授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和西方最伟大的美学文学理论名著媲美。但是世界(特别是西方)尚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这不完全责怪西方的偏见,国内的研究与介绍毕竟也很欠缺。学术界早就有专家学者倡导加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提出主动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典籍,做好中国文化典籍的出口工作。事实上,国内也有一些权威翻译机构已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中国典籍著作。然而,我们面对事实是:《文心雕龙》的全本翻译只有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德文翻译仅二十五篇,法文翻译最多也不过二十篇。在曹顺庆导师的鼓励和指导下,作者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翻译出《文心雕龙》法语版(五十篇)。目前在国内外尚属首创,填补了龙学界的空白。同时,本论文对《文心雕龙》在西方(西欧和北美)的翻译状况进行梳理,对在翻译《文心雕龙》过程中面对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具体包括五个方面:排比中的不逻辑现象及解决方法、数量词的翻译、比喻的用法、标点符号问题和翻译技巧。所以从实践的层面讨论并提出了《文心雕龙》中古代文论话语和拉丁语系中的法语相互转化的方法,以及两种语言如何在转换过程中寻求他们之间在意义上最大化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建设提出三个层面的思考:思维方式不同——东西方在设置文论话语时的思维方式不同;话语的内涵外延不同——同样一个“文”和“literature”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使用范围完全不同;句子的表达方式不同——骈文的表达方式在西文中难以对应。通过三个层面的比较加强了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理解,从翻译的角度促进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并为以后其他文论著作的翻译奠定基础,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自身的建设。不仅如此,我们对《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作个案分析,从社会、历史、文化、翻译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进行阐释和比较研究。对翻译和比较文学、诗学、译介学的学理关联进行了讨论,从而拓宽了翻译的视角、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当然,由于作者的学历、阅历、知识水平、科研能力都受到限制,这些提出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具备优势,这种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可能不是最佳方法。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一定存在理解和表达等各种问题。但是各种方法相互补充,各类方式并行不悖不仅能扩大翻译视野,也能拓宽翻译途径。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开始有计划的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经典时,中国古代文论真正走进世界文论才能成为可能。当论文完成时,回首五年来所经历过的努力过程,我无限感激导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入门要正,立志要高”。正是由于导师的严格要求才使论文得以成型。同时也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能给我一个平台,让我有幸结识刘勰和《文心雕龙》。也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能允许我在不惑之年后,再次走上求学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论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键词】 文心雕龙； 文； 骈文； 翻译；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翻译的研究性

(一)

在人类跨进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论正在走近世界文学的时候，如何理解翻译?翻译的含义能否承载研究之重?碌碌之石貌似乎玉的翻译与诗学、译介学、比较文学之间有何关联?正是面对这些问题，本论文选题于《<文心雕龙>法语全译及其研究》。

在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翻译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年，大约公元67年。当时汉明帝派郎中蔡，rft和秦景前往天竺取佛经。蔡惜和秦景带回四十二章佛经，随同他们来到中国的还有天竺的两位僧徒，一位是摄摩滕，另一位是竺法兰。有些佛教史书记载，他们在洛阳主持佛教仪式，也是他们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翻译界一般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我国最早的翻译著作。在随后的近两千年中，翻译界不断发展，其内容、规模、质量、数量都以惊人的速度前进。随着翻译的发展，翻译研究也应运而生。翻译首先被认为是一种技巧，因为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知识的积累尤为重要，运用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原文的一致性息息相关。因此翻译关注的是词语的“正确”表达。由于语言学的发展，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揭示了语言内部的深层次关系，翻译的焦点开始集中在语言层面、语言本身的转换和生成，文本成为评价的内容，翻译的标准从信、达、雅过渡到语言的深层次结构。到了上个世纪中叶，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它不仅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而且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诸多学科相互渗透。因此单一的翻译学科研究已经不是发展方向，翻译所涉猎的内容也从字、词、句，到作家、作品、读者，再到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传递重要语境内和语境外的信息，翻译也被德国学者贾斯塔·霍尔兹一曼塔利(JustaHolz一M叨ttari)冠以“译入行为”(traslationalaction)。在社会众多因素的作用下，翻译是人类社会中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它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翻译从语言、文学层面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单一研究发展到辐射、交叉研究。

在翻译与其他领域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研究中，人们意识到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翻译首先是实践，翻译实践是翻译中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翻译领域发展迅速，缺乏理论支撑，难成体系，而翻译发展到今天，也需要建构一整套相应理论。因此国外出现和借用了大量的研究，从语言的转化出发，把翻译理论的建设与文学、文化联系起来，将时代、社会与读者、译者等因素纳入翻译理论所考虑的范畴，在跨文化交际中审视翻译所传递信息的重要性。在众多的研究中，有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5Holmes)、埃文一佐哈(ItamarEven一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Tou理)、利菲弗尔(Andr‘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朗贝尔(Jos‘Lambert)、以及梵·登·勃鲁克(R.vandenBroeck)等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各自创新性，都试图通过打破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翻译的作用、功能和体系。他们的理论对研究和重新估量翻译的价值起到重要作用。

(二)

如果我们已从诗学的角度审视了翻译的意义，了解了翻译在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中的重要性，并且得出结论:翻译应该纳入诗学的范畴去考虑其价值，那么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观察翻译，从译介学的视角考察翻译的作用。

翻译或者准确地说文学翻译是跨语言，同时也跨国别的活动。这一活动的结果是一种文学影响另一种文学，或者一种文学接受了另一种文学。在影响和接受之间、在文学的传播过程当中，翻译起到了中介的作用。研究翻译的中介作用就是译介学范畴。翻译和译介学不仅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而且它们互为基础:译介学必须以翻译活动为前提，没有翻译就没有译介学，而研究翻译、尤其是研究翻译中的个体媒介、团体媒介和文字媒介便构成译介学。从翻译的角度看译介学，它涉及作者、译者、原著、译著以及翻译中的误读与创新等内容。从译介学的角度考察翻译，包括翻译艺术、翻译技巧、翻译史、翻译理论。不仅如此，译介学的研究还要考虑翻译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翻译有关的社会状况、不同宗教信仰的看法、经济发展的水平等等问题。

既然翻译是一项与语言相关的实践活动，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该努力了解原文的文化底蕴、语言背景，尽量使译文传达原著的思想风格，努力保持译文的语言与原文的意义一致，即忠实于原文。然而，当代国内外译介学对翻译的认定己经不再局限于对原文忠卖的问题上，而是看中通过翻译的作用导致不同文化间的“再创造”:unedi琅reneeer‘atrieedeeulture(PierreBrunelYvesChevrel1989:58)。这个“再创造”体现在，通过翻译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包括历史、社会、宗教等等方面。

法国学者认为，译介学研究翻译，应该把翻译看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译者、译文等等因素，而且这个体系要隶属于接受研究。在这样的体系中，忠不忠实于原文不是唯一衡量翻译的尺度，而重要的是创造性。法国学者对此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不忠的美人”(unebeneinfid日e)。法国学者论述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翻译偏差问题和翻译创造性的问题。他们认为“译文的作用应该是外来的启迪”(LetextetraduitPeutetrer‘v乙lateurd’u-nailleurs)(pierreB撇elYvesChevrel1989:63)这些外来的启迪使接受者增加了词汇、丰富了文学、拓宽了视野、了解了世界。这些作用与其说是文字、文学方面的，倒不如说是精神方面的。传递了跨文化的精神财富应该是译介学中翻译的真正作用。

的确，译著的出现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容，扩大了民族文化的视野。以莎士比亚为例:根据王建开在《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中的统计，有二十七部作品在1919到1949年间被翻译成中文。据网上不完全统计，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多达十几人:有朱生豪、杨宪益、虞尔昌，也有后来的朱孟佳、萧乾等。尽管对各家文字翻译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纵观中国文化对莎翁的接受，我们看到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喜爱喜剧的中国人对悲剧有所认识。不仅如此，莎士比亚已经进入我国中学生课本，它不仅作为戏剧登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舞台，而且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由他的戏剧改编的电影更成为茶余饭后的主题。

第二章《文心雕龙》创作论法语翻译及个案分析

第一节《文心雕龙》《神思》第(26)篇法语译文及个案分析神思

《神思》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开篇之作。其重要性不仅因为构思先于为文、其间存在一种先后顺序，而且“神思”在为文中的重要性当时已被刘舰所洞察。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和文学评论的技术术语，“神思”一词最早发挥于陆机:“是陆机最先发挥了那个古老的神游模式，用它来描述创作准备阶段的心理活动。”(宇文所安，2003:206)在此之前，在《周易》中，先哲们就己经建立并且掌握卦象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天象观察事物的变化，通过文章完成人类的教化。《周易》的物象与文情的关系被中国第一部古代文论著作《诗大序》转述为“赋、比、兴”之中的“兴”即引起联想。汉代以后，文学家曹植明确了“神思’，:“掳神思而造象。”(《御览》三四六引)提出了与“比兴”密切相关的“神思”一词。后来陆机的《文赋》开始讨论创作过程问题，面对创作，在栩笔和墨之前是离不开思维活动的。至此“神思”在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被陆机在《文赋》中凸现出来。此后，刘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专门在《文心雕龙》中独立一篇，更为充分地论述神思问题。是他把，“神思”的特点、功能、作用系统化。“神思”作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就从此固定下来并且传承下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要话语却没有进入世界文论的“主流”诗学。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思维活动是驭文之首术，也是谋篇之大端。思路要开阔，思维要敏捷，思考要打破时空界限，心要虚静，人要有积学。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刘舰所说的“思”。然而仅有这样的“思”是不够的。在思维活动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物与情的关系，即神与物游;物与言的关系，即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情与言的关系，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神游”的境界。二者结合便是“神思”。

本文编号：8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