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垦拓与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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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垦拓与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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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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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振武1　刘略昌2

　　(1.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2.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1306)

　　摘要:20世纪后半期以来,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崛起,这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也受到了世界英语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在英美文学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格局下,开展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不论是从学术探讨和国家建设的层面,还是从文化传播和和谐世界的角度来看,都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和意义。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一个拓垦期与勃兴期。相关研究虽有长足进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不能很好地立足本土视角,在批评自觉、本土意识和文化自信方面还明显不足。但随着中国学者的扎实努力和文化自觉的加强,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拓展出一片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文化自觉;本土视角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 6101( 2013)　- 03 - 0036 -13

　　引　言

　　1949年,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在接受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奖时曾不无自豪地说道:英语文学是“一份面向所有人的光辉遗产”,是“我们灵感和力量最大的源泉之一”,“英语语言及其作家是无尽的宝藏……地球表面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哪个联合体或哪种强大势力像英语民族这样思想丰富、生机勃勃了。”[1:395]丘吉尔的演说虽然多少有些夸大的嫌疑,但恐怕谁也无法否认:英语文学的确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大宝库。不过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英语文学的概念却并非一成不变。近现代以来,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先后崛起、海外殖民的大肆扩张和英语教育的强力推行,用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早已超越了英国的边界,而延伸至北美、南非、印度、爱尔兰、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及加勒比海地区等英国/美国原有的殖民地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今的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与英语文学(Literatures in English)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英国文学与英国本土之外的英语文学构成了一种源与流的关系。虽然源于英国文学,但由于植根于各自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土壤,英国本土之外的英语文学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与文化价值。

　　对于英国本土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后殖民英语文学”、“英联邦文.学”、“新英语文学”、“东方英语文学”和“‘非主流’英语文学”等①,但这几种说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鉴于美国文学早已进入了世界文坛的主流,在讨论英国本土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时不妨将其排除在外,而采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这一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进行表述。迄今为止,我国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虽然期刊杂志偶尔会登载有关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南非英语文学的综述性文章,②但却鲜见有人从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进行综合的梳理和概括。在世界英语文学及相关研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将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整体,对在中国开展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当下意义、研究的拓垦与勃兴、研究呈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学理的考察,将会别有一番趣味。

　　一、世界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崛起

　　与历史较为悠久的英国文学不同,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产生和崛起不过是最近几百年间的事情。即便是在英国的近邻爱尔兰,从17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英爱文学,即爱尔兰作家用英语书写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有300余年的历史。而在澳大利亚,从1788年英国移民首次登上澳洲大陆之日算起,迄今不过200多年,澳大利亚英语文学更是迟至“19世纪90年代才形成自己的特色”[2:1]。关于非洲英语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非洲英语文学开始于19世纪末[3:418],也有人建议把加纳民族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海福德( Joseph E.Casely-Hayford)于1911年出版的政见性小说《解放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 Un-bound: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当作黑非洲英语文学诞生的标志。不管存在怎样的分歧,非洲英语文学的产生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4:11]。

　　虽然属于后起之秀,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新兴的英语文学却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一批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创作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并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文学奖项中屡有斩获。如果说从1901至1961这60年间,除了印度的泰戈尔(1913)和智利的米斯特拉尔(1945)之外,欧美的白人作家几乎垄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么继1973年澳大利亚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摘取诺奖桂冠之后,已有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 1986)、南非的纳丁·戈迪默( 1991)、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特(1992)、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维苏·奈保尔( 2001)及南非的J-M.库切(2003)先后问鼎这一在世界文坛具有风向标作用的文学大奖。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从客观上反映出世界文坛重心的偏移”[5:3]。英国布克奖作为“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其获奖名单同样颇能说明问题。远的不说,进入21世纪以来,在布克奖的12位得主当中,①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2000)、澳大利亚的彼得·凯里(2001)、加拿大的扬·马特尔(2002)、澳大利亚的D.B-C.皮埃尔(2003)、爱尔兰的约翰·班维尔(2005)、印度的基兰·德赛(2006)、爱尔兰的安妮·恩赖特(2007)、印度的阿拉文德·阿迪加( 2008)和爱尔兰的希拉里·曼特尔(2009,2012)就占据了其中的9席。在布克奖40多年的颁奖史中,只有库切、彼得·凯里和希拉里-曼特尔曾经两获殊荣,而这3人无一例外地都来自英国本土之外。从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的获奖来看,对于传统的英国文学而言,20世纪世界英语文学的发展过程可谓出现了一种“喧宾夺主”的现象[6]。面对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取得的这些成就,英国评论家皮考·伊尔在一篇题为《英帝国的反击》文中写道,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英语作家正以旺盛的精力,向以盎格罗一萨克逊英语文学为核心的英美文学传统展开反击,并以其令人信服的艺术成就日益成为英语文学的中心[7:506]。

　　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崛起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也受到了世界英语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70年,威廉·纽(WilliamH.New)就曾提供过一份多达6576条的有关英联邦英语文学研究的参考书目,其范围涉及东非、西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津巴布韦、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及加勒比海诸国[8]。罗纳德·沃威克(Ronald Warwick)编纂的《英联邦文学期刊》虽然多少存在一些瑕疵,但对于甄别那些容易遗漏的出版物却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参照[9]。1983年,鲍里斯·福德(Boris Ford)在其所编的《新鹈鹕版英语文学指南:当代部分》中,除了对爱尔兰、南非、印度和尼日利亚的文学作了总体性的论述之外,还另辟专章对多位来自后殖民国家的英语作家进行了评述[10]。威廉·纽和梅辛洁(W.H.Messenger)合编的《英语文学》(Litera-ture in English,1993)收集了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直至1980年代的1200年间有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入选的作家除了占据相当数量的英国作家之外,还有来自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南非、西非、尼日利亚、圭亚那、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这其中“不仅有文学批评界公认的主要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11]。詹姆斯·哈纳(James L.Harner)在《文学研究指南》中也专门设立了题为“其他英语文学”的一章,并对非洲英语文学、加拿大英语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印度英语文学、新西兰文学及加勒比海地区英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参考书目及相关内容介绍[12]。出版于2006年的《爱丁堡二十世纪英语文学指南》则对整个20世纪英国、美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及加勒比海地区等众多国家和地区以英语为媒介进行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作了梳理和评述,“该书的面世在英美等国赢得了很高的评价。”[13]除了这些综合性的著述,《羚羊: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1970 -)、《英联邦文学杂志》(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1965 -)、《库纳皮皮》(Kunapipi,1979 -)和《世界英语文学》(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1962 -)等学术刊物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研究和评介工作。世界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崛起为在中国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和借鉴。

　　二、中国开展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的当下意义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当下固守“欧洲中心论和英国文学主体论已经过时,以国别为基础的文学研究已经显得落后。国外的学者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英联邦的文学,甚至整体的英语文学”[11]。然而在我国,局势却并不让人乐观。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英语文学在中国向来是等同于英国或英美两国文学的,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并无十分明显的改变。采用这样一种“势利而非文学的眼睛”来审视英语文学,研究者容易“长时间孜孜不倦于英美文学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英语文学创作鲜有问津。……这一遗漏直接导致了我国外国文学总体研究中的一大空白。”[14]

　　实际上,在中国开展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具有英美文学研究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共同采用英语作为文字载体,但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并不一味效仿英美两国的文学传统。相反,在度过了艰难的学徒期后,它们尝试着从各自独特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从各自特殊的民族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反映生活。而事实上,各国和各地区的本土文化以及特定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政治气候也浸润着各自的英语文学。例如,“生存”( survival)与“身份”(identity)就构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两大主题。加拿大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描写“生存”问题,是因为面对加拿大辽阔蛮荒的空间,人们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所以作家要描写他们的斗争生活和生产劳动,赞颂他们为求“生存”而具备的毅力和作出的牺牲。这一特点,在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中不能说没有,但却并非如此普遍。作为反映加拿大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这些文学创作无疑为我们了解加拿大文化中的“生存”与“身份”问题提供了一扇极好的窗口。无独有偶,2004年爱尔兰文化节总协调人理查德-韦克利在为《爱尔兰文学名篇选注》所作的序言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通过这本选集中的作品,我希望读者们也能发现爱尔兰人民的机智风趣、大胆无畏、妩媚多姿和多言善谈。这些特点和我们的执着与偏好一起,勾勒出我们的‘民族身份’。”[15:5]其实,大洋洲土著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虽然大洋洲新兴的英语文学并非直接模仿口头文学而进行创作,但口头文学却对大多数土著英语作家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西萨摩亚作家阿尔伯特·温特的代表作《榕树叶子》使用和发展传统的波利尼西亚式的叙事手法,向整个世界展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萨摩亚的社会变迁,从“历史、民族神话和口头传说中汲取养分,并把他们与现代西方小说的文学形式和风格以及他个人独特的文学视野融为一体”[15]。由是观之,阅读和研究这些国家的英语文学就具有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

　　除了学术层面的价值之外,在我国开展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还有利于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日趋频繁。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先后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要求我们“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16],从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由于英语在全球具有广泛的覆盖率和使用率,由于英语文学在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在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时,自然应该均衡吸纳包括英语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文化的精粹[17]。只有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吸纳西方先进的英语文化,包括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出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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