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个性解放与反叛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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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个性解放与反叛传统的形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7/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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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人”的主题，张扬个性，反叛传统，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在中西方文学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教化”传统成为绝对至尊的核心传统，张扬个性、表现人的感性欲望的文学创作，只是在社会政治动荡、异端思潮崛起的历史夹缝中昙花一现，展示个性魅力与人性光辉。而当社会政治重新回到正统轨道，它就只能以潜流或“在野”形态涓涓延续。而描写“人”的欲望，张扬个性精神，则代表了欧美文学史的基本风貌，绵延数千年，成为欧美文学的核心传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个性主义精神的确立，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古代中国文学中的个性精神与近代中国文学的人文思潮
　　反叛意识与个性意识在中西文学传统中的地位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人”在中西文化结构中的实质与地位的差异。从自然观或宇宙观看，中国传统文化虽看重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但这里的“人”只是哲学意义上的类概念，而非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灵与肉”活生生的存在；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很早就有了人对自身的发现，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作为灵与肉的结合体在与宇宙自然相对立状态下的独特存在。从社会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孟虽高扬个体尊严，但这个体的尊严在于他体现了某种普遍的社会道德精神，并不表明个体本身的存在意义。西方文明很早就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表现在文学上，是个人主义形成传统。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文学传统直到晚明才初步显现。
　　春秋战国时期，以《诗经》和《离骚》为源头，我国古代“教化”与“抒情”两大文学传统开始闪烁灿烂的光辉。当《诗经》的民间集体创作以“温柔敦厚”之美在中原大地展现其“礼乐教化”之功时，南方楚地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异军突起。强烈的个性气质，彻底反抗和大胆怀疑精神，使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盛唐是个性张扬的时代，作为这一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李白以其绚丽夺目的诗篇及伟大人格，为古代中国个性主义文学增添了美丽的光环，融注了强劲的精神力量。因为在李白的诗歌王国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①。因此，“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②。他那凝结着时代精神的个性气质，上承屈宋，中接魏晋，下启晚明，铸造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与文化人格，延及“五四”绽放出现代个性解放的绚丽奇葩。
　　到晚唐，这种肆意张扬的个性消融于朦胧含蓄、纤弱伤感的美的意境。两宋时期，婉约词延续着这种纤细蕴藉，苏轼却在庄子的遁世与禅的空灵中让入世进取之心得到安息。在此，“人”开始朦胧觉醒，但老庄“境界”最终又温柔地湮没了“人”。直到明中叶以后，个性解放浪潮汹涌澎湃，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继往开来”：它既是本土文学个性解放历史硕果的结晶，又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个性解放传统凝结的思想资源。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的发现与个性解放，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呈现如下三步曲：晚明至清初的本土文化中的自发转型阶段，19世纪“西风东渐”与民族危机中的中西融会阶段，“五四”以后以个性主义为旗帜的“西化”阶段。
　　明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社会又一次全面的“礼崩乐坏”时代。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拜金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同时，以士人为主体，人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相对增强；表现为狂放不羁、自由放纵的世俗享乐；传统“男女大防”也被冲破，于是形成全社会的个性解放浪潮。伴随人性解放的“颓废”成为一种审美对象，直到“五四”一代许多作家身上如郁达夫、庐隐等，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还明显地表现着这一精神气质。以王守仁的“心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为此提供着形而上的论证。“天理”由外在宇宙移到内在宇宙——人心之中。哲学本体的根本性变迁使“人”由被压抑的对象一变而为宇宙本体；“人心”成为一切存在的评判者。这样，压抑人的理学一变而为体现人的本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人学”。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此情况下，明代文学观念以崇尚真情、推重性情为核心，向正统的“载道”文学观进行挑战。李贽的“童心”说，成为明代“人的文学”的哲学基础和创作纲领。公安派随之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学创作上，除文人性灵小品外，市民小说创作走向繁荣。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是充分体现这一时代文学精神的优秀之作。《金瓶梅》以男女之“欲”为中心，成为明代以后“世情小说”代表，赤裸裸描写男女纵欲的艳情、色情小说，更是蔚为大观。而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文人戏曲创作，高扬“情”的大旗，以“情”抗“理”，使“人”的解放潮流开始出现理性光辉。
　　总之，“晚明个性思潮发露于元明之际，形成于明代中叶，高涨于万历时期，天启、崇祯之际渐趋平衍，至清初犹存余波微澜，康熙以后急速退落，作为潜流继续流淌。直到‘五四’时期，才被新文学家开掘出来，与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潮汇合在一起”③。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两个历史时代，明代是立足本土文化的“内生型”转变，清代则是民族—文化危机下被迫应战的“外发型”现代转型。明代“人的解放”是基于自然人欲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相似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真正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初步形态。晚清以降对“人”的关注，主要是出于民族主义觉醒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诉求，出于为建设“新国家”的先期步骤——“新民”的政治需要，而个性解放寓于其中。康有为以自然人性与“人道”为纲，挖掘原始儒家人性论的合理内涵，结合西方新的人性论与天赋人权学说，构建自己的人性与人道之学，成为现代中国人学的开创者。他认为以“食色”为代表的本能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④。所谓“人道”，就是满足人的“去苦求乐”的天性和自然欲望之道。严复在对人的本质看法上与康有为一致，他认为：“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性所同具也。”⑤人就是这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合二为一的高等生灵。体现这两种属性的思想与行为，就符合“人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率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民”运动。在梁启超看来，新时代国民的基本素质主要表现在既有独立人格，又有“合群”精神，“私德”、“公德”兼备。在精神和行为上都达到现代西方社会学说的“自由”境界。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新国民，现代民族国家才能最终建立起来。
　　国学大师兼革命先驱章太炎对“人”与“国家”之关系的理解与梁启超大体相反而与康有为的思想更为接近。章太炎始终以个人为本看待社会与国家；后者的建立与否及存在形态，必须以“人”的生存需要为根本。他根据佛家“缘起性空”教义，认为凡由诸多外在因素因缘组合者都是“假有”、幻相，而没有自身的本质。人民是以独立个体为单元的“实有”，国家源于具有独立意志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工具”而非先在的“神器”。因而以人民之需要组合而成的“国家”则为“假有”。人民为本，国家为用为末。因此，章太炎在投身政治革命的同时，高举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大旗，在思想上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周氏兄弟、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老师或精神导师，章太炎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五四”个性解放运动的思想渊源之一。
　　二、现代中国文学个性解放与反叛传统的形成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型过程中，先进中国人的各种救世方案包含着互相依存而又方向不同的两大目标：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的解放。前者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与瓜分而形成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归结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诉求，后者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参照与启发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反思，在“人的发现”与“人的自觉”历史潮流中，高扬个体精神及其社会价值，体现为个体自由、幸福和人生权利，归结为“人道”的诉求。这就是当代学者所谓的“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如果说“为人生”之道是本土传统的现代转化，那么，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精神实质的“人的文学”建设，则是“五四”先驱对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的集中体现。
　　表面看来，尽管陈独秀从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的现实需要呼唤文学革命，胡适倡导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工具革命，但真正体现“五四”文学革命的新时代精神，开创中国文学崭新传统的，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个性解放为形式的“人的文学”。在回顾“五四”文学革命根本精神时，鲁迅写道：“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⑥茅盾也认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⑦胡适、郁达夫、周作人等无不认为，“个人”的发现，个性解放，是贯穿“五四”新文学始终、体现于各个文学流派创作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理念。
　　贯穿陈独秀一生的，是始终坚持个人本位与人格独立，坚持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自主与自由。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青年》为阵地，发动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个人主义、自由精神、个性解放成为千百万中国“新青年”信奉的人生价值取向，并最终凝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陈独秀是“五四”个性解放大潮的最初激发者，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满怀自信与激情地赞美了人生最可宝贵的青年时期。此前十五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以象征手法呼唤新时代的民族精神，陈独秀则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呼唤充分体现新时代精神的独立人格，呼唤具有进取和创新意义的个性解放。从“民族精神”到“个性张扬”，其中蕴含着历史性进步。陈独秀倡导的个人主义精神包括坚定的生存与反抗意志，独立的人格与崭新的思想。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抗争精神+独立人格+新的思想。而且他认为，个性的张扬是民族觉醒、国家富强的前提，两者相辅相成。
　　1917年初，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新青年》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神批判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而由此获得全国性影响，更因随后迁往北大，占领当时全国舆论制高点而进一步获得话语权。从此，《新青年》的每一个举动，几乎都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和随后的中国文化走向产生了影响。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宣言书之一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完全把文学革命作为“革新政治”的有效途径与工具。然而在精神气质上，作为坚定的老革命党的陈独秀却以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以“推倒—建设”的思维模式，向中国传统文学发起全面挑战，充分显示出对神圣传统的大胆怀疑与反叛精神。
　　胡适大力倡导的“易卜生主义”，成为“五四”个性解放运动的理论纲领：“个性主义以崭新的面貌真正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体现了‘五四’文学的现代化形态。这种思想观念与作家心态决定了在引进外国文学时将会以个性主义文学为第一选择，易卜生因而进入了热点。”⑧1918年6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之际，胡适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4卷6号编成“易卜生专号”。其卷首代表作便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长文，其后集中刊载易卜生作品。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首先颂扬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敢于直面人生与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易卜生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胡适认为易卜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而发展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⑨。
　　由自由意志造成的独立人格，是个人主义的灵魂。它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革新和进步的根本动力。因为只有具备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人，才能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承担起社会责任，为了公众的福祉和社会的进步，不惜以“少数派”甚至“孤独者”向庸众宣战。在易卜生戏剧中，胡适非常推崇《国民公敌》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公众健康而向黑心的浴池老板发起挑战，结果真相得不到揭露，反而成了人人痛恨的“国民公敌”。但他毫不退缩，坚定宣布：“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胡适事后回顾《易卜生主义》一文的社会反响时写道：“这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⑩以至于摹仿易氏作品主人公，立志做“中国的娜拉”、“中国的斯铎曼医生”，成为当时青年的时尚思想。茅盾后来在回顾这一社会思潮时也谈到：“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11)当代学者在分析“五四”时代那蓬勃兴起、不可遏止的“易卜生热”时有这样的见解：“易卜生主义在‘五四’个性主义的呼唤下进入中国文坛，又在中国文学领域起到了导引、普及和充实个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作用，易卜生主义的传统孕育了‘五四’初期整整一代文学家，造就了崭新的中国新文学。它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也是积极的。”(12)与此同时，胡适在《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我的儿子”》、《美国的妇人》等系列文章中，再以女子“贞操问题”和父子伦理问题为核心，引发了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家庭伦理革命大讨论。
　　胡适家庭伦理革命的倡导，得到“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同声呼应，尤其是鲁迅，先后发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颇有社会反响的系列文章，鲜明地体现出“五四”时代独有的个性张扬和抗争精神。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深受尼采思想影响。尼采那种反叛传统、藐视庸众、坚守孤独的强者气质使鲁迅崇拜不已。在《摩罗诗力说》中，他盛赞近代欧洲从拜伦到普希金的“摩罗诗人”的反抗和战斗精神，热切呼唤中国的“摩罗诗人”出世。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以精神领袖的身份，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角度引领个性解放社会思潮，那么周作人则通过学理阐释，从性爱和人性角度揭示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在生命哲学层面上更深刻地体现出反封建的伦理革命意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日趋高涨、新文学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文章，激起社会反响，成为新文学深入发展之际的纲领性文献。“《人的文学》一文的最大贡献，是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将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13)。周作人对推动“五四”个人主义文学运动深入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系统地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剖析人性特质及其历史变迁，从人性和性心理角度论证人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的必然性，引发了“惊世骇俗”的思想震荡。当其兄鲁迅通过小说《伤逝》及对易卜生《娜拉》的批评把经济独立作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时，周作人却更强调男女之间性的平等和妇女性的解放。周作人认为性爱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命现象，是一种宗教感情。在纯真的性爱中，人的生命才处于最活跃自由的状态。
　　新文学主将之一的鲁迅则以文学创作体现了个性解放与反叛的追求，其作品特点，一是“独异”个人与“庸众”对峙而陷于孤独绝望模式，一是由此而来的深沉的悲观主义及其灰暗、阴郁的主色调。所以李欧梵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一位作家。”“我们可以说，五四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一个最能持续下去的传奇，便是它那独特的个人主义。也因为这个个人主义，五四作家们能以他们个人卓越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14)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作品以“狂人”独战社会的反抗姿态和彻底否定中国四千年“吃人历史”的宣言，震动了中国社会。文学史家一致认为，这篇小说不仅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正是以《狂人日记》那决绝抗争、张扬自我“狂人精神”为开端的。“狂人”是鲁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第一个艺术成果，是“尼采+鲁迅”思想蓝图的艺术展现。它预示着鲁迅以后文学创作内在意蕴的基本结构：“独异”的个人与“庸众”的群体构成尖锐对立的两极。《孤独者》正是尼采式“独异个人”绝望之情的经典之作，孤独者在无奈绝望中以狼似的长嚎与庸众展开惊心动魄的短兵相接。《在酒楼上》则通过颓唐的吕纬甫辛酸的回忆，倾诉着早醒者被世俗销蚀了反抗意志而独自彷徨的虚无感。同时，在众多作品中，鲁迅以传神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看客图”。《故事新编》则以喜剧形式创造了另一个“超人—庸众”对峙的艺术画廊。那些为民除害、消弭战祸、坚持真理、寻求理想的古代英雄和圣贤，在愚昧卑琐的庸人世界屡遭嘲讽和戏弄，陷入尴尬、无奈、孤独彷徨境地。可谓惊心动魄地展示了愚昧社会里“个人”英雄难以逃脱的悲剧性历史宿命。到了《野草》，“独异个人”的反抗与失败凝成“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15)的人生哲学，成为贯穿《野草》的内在主题。面对造物者喜欢的庸众所主宰的世界，鲁迅在《淡淡的血痕中》大声疾呼“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最后他呼唤出一个特立独行、以“投枪”为武器的“精神界战士”，尽管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终是胜者，但在黑暗、虚无与绝望中，“这样的战士”还是“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
　　有学者这样评价鲁迅的文学创作：“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极富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16)鲁迅以他影响深广的经典性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叛与个人主义优良传统的凝定发挥了历史性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青年作家对新生与青春的呼唤，那反抗、否定和创造的激情，无不是“五四”时代情绪的自然流露。“创造社以绝端的自我表现要求，继承了倡导期新文学的个性主义传统，又以自我的情绪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开启了新文学中不可阙如的、不容替代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个性主义文学之一翼”(17)。
　　1921年8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它因最集中展现了个性解放时代精神而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创作的真正开端。《女神》首先以绮丽多姿的艺术世界，表现了“破坏—创造—再生”的“五四”时代主题，那集香木以自焚的火中凤凰，象征着我们古老的民族正在焚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烈火中“涅槃”、“更生”(《凤凰涅槃》)。同时，《女神》通过这惊心动魄的“破坏—创造”，塑造了一个与宇宙自然神力融为一体的“大我”形象。他“立在地球边上”，呼唤“毁坏”与“创造”之力。他自我崇拜，无视权威，狂放不羁，大胆宣称“一切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醉歌》)。表现自我，歌唱自我，是“五四”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但是谁也没有像郭沫若那样把‘自我’作了如此夸张有力的表现。在这种夸张的背后，隐藏着诗人郭沫若的独特个性”。并且这种顶天立地的“大我”形象以“无所顾忌的气概、乐观的信念、博大的胸怀、率真的灵魂，成了‘五四’青年所向往的理想人格的象征。而且，它事实上还标志着鲁迅在20世纪初所呼唤的摩罗诗人出场了，表明‘人的解放’已达到了崭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思想的解放，而且宣告了情感的解放、心灵的解放、整个人格的解放……这是真正的人的声音”(18)。
　　如果说郭沫若以《女神》谱写了高扬自我、开天辟地的英雄乐章，揭示出时代主旋律，那么，郁达夫则以青春萌动和自我意识苏醒的小人物那发自内在生命的本能冲动和强烈的情绪宣泄，揭示了中国社会“零余者”穷愁的生存状态、忧伤愤激和颓废自怜的精神状态以及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开创了影响更为深广的浪漫感伤小说大潮，并由此融会着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时代主题。小说集《沉沦》写出了生命本能的冲动、爱的欲求与失落、外在压迫下的愤激与颓废，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个人—社会”的严重对立，并在这实力悬殊的对立与冲突中揭示具有强烈内在人性要求的平凡小人物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郁达夫式的颓废与鲁迅式的绝望具有同等的时代意义，代表着“人的解放”历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形态。“绝望”与“颓废”越是震撼人心，就越能显示出个体的存在价值，显示出生命的本真与人性内涵。鲁迅因尼采式的超人意志阻止了“绝望”之后的“颓废”，郁达夫则由于小人物意志的孱弱而让“颓废”之情一泻千里，也因此，“凡人”郁达夫比“超人”鲁迅更切实地打动了芸芸众生的心。换句话说，鲁迅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景仰，郁达夫则赢得了千万读者的感情共鸣。《沉沦》主人公蹈海时深切呼唤：“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了鲁迅“绝望—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高度，从而把“时代的苦闷”升华为“时代的愿望”。夏志清认为：“他表现的当然是身边事，伤感气味重，也很颓废，可是却有把‘五四’运动含蓄的个人自由推到极处的勇气。”(19)与郁达夫同时，有郭沫若《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浪漫感伤小说。此后，在郁达夫的影响下，倪贻德、周全平、叶灵凤、陶晶孙、滕固等青年作家纷纷以其各具特色的抒情小说加入，汇聚成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浪漫主义小说大潮。
　　文学研究会多数成员受到创造社浪漫感伤风格的影响。庐隐笔下的女主人公苦苦追求人生的意义，憧憬纯真的精神恋爱，与庸俗生活势不两立，揭示出人的觉醒之后精神的孤独及悲剧性命运。《海滨故人》中的露莎冲出封建家族走向社会，执著地思考“人生到底作什么”，与爱人以生命作赌注，苦苦寻求个人价值、生存意义——这正是“五四”思想启蒙赋予她的“斯芬克斯之谜”，体现出鲜明的“庐隐特色”。冰心以温婉的笔触呼唤伟大的“母爱”，深情地编织出温馨的爱的童话，倡导“爱的哲学”，则是“人的自觉”后人性欲求的另一境界的表露。至于文学研究会标志性的“社会问题小说”，其本质是透过“社会问题”去关注“人的问题”：人的生存权、爱欲权、受教育权，等等，表达的仍是“人的解放”时代主题。
　　“湖畔诗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成长起来的新诗人。他们任凭少年人的热烈纯真，毫无顾忌地向世俗挑战，以惊人的坦率表达对异性的渴慕，展示内在生命的冲动。在他们的艺术王国里，感情之热烈，心绪之从容，人性之舒展，是前所未有的。至20年代中后期，冯至及“新月诗人”登上诗坛，“湖畔诗人”那充满感性欲望的性爱骚动，内化为深沉的生命体验和哲理之思，标志着人的解放在人性层面的升华。具有深厚中西文化修养的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林徽因等代表人物的诗作，以优雅的姿态吟咏成熟而含蓄的男女之情，表现人性的美好、理想人生的自由与温馨，而对爱情的咏唱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自信与圆润，从而艺术地展现出成熟的思想、开放的心灵、潇洒的人生态度，集中体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个性解放运动的历史成就。
　　话剧创作同样体现了个性主义精神，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创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正值他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之际，该剧因首开女主人公“出走”模式而震动社会。在“五四”高潮中，郭沫若创作了系列剧《三个叛逆的女性》，成为弘扬女子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代表作。田汉在20年代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剧作，则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反响。本着唯美主义精神，《梵峨嶙与蔷薇》、《获虎之夜》、《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南归》等剧作，塑造了执著寻找“真艺术”的“艺术家”形象。在愚昧庸俗卑琐的现实社会，他们是一批特立独行的“精神流浪汉”，他们反叛的气质、唯美的追求和悲剧性命运，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和创造社作家塑造的“伤感者”一脉相承，共同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风貌。
　　至20年代末，反叛传统、张扬个性、推崇个体价值，已成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中国现代文学优良传统。从2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这一文学传统的演进呈现出三种路向：一是以“革命加恋爱”的形式向左转，“个人”很快就消失于“阶级”、“革命”的社会集体中。二是丁玲、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创作，推动着反叛与个性解放文学精神沿着“五四”轨道深入发展，成为30年代颇有社会影响的文学思潮。三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推动“五四”后“人的文学”精神向右转，着力表现原始古朴的社会形态中具有普遍、抽象意义的人性，从而在“原始主义”价值取向中对现代意义上的“人”与个人主义精神进行了新的阐释。
　　以1926年创造社的“转向”和随后的“革命文学”论争及1930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由“五四”个人主义的“文学革命”进入到以阶级战争和阶级解放为宗旨的“革命文学”新的历史阶段。连接两个时代的新文学创作模式是“革命加恋爱”。1926年前后，以上海、广州为主阵地的各地《民国日报》，开展了热闹非凡的“革命与恋爱”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一背景下，左翼文艺运动中“革命加恋爱”或“革命罗曼谛克”的创作模式在浪漫的革命青年作家中蔓延，并迅速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蒋光慈的早期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主人公们的反抗激情由“五四”式的个人反叛逐渐汇入波澜壮阔的阶级战争，至《野祭》、《菊芬》、《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的创作成熟期，“革命加恋爱”模式被自觉而娴熟地运用，成为左翼青年作家竞相模仿的时尚。华汉(阳翰生)出版中长篇小说《两个女性》、《地泉》，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孟超的《冲突》，戴平万的《前夜》，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莫斯科去》，丁玲的《韦护》及两篇《一九三○年春上海》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或写革命与恋爱的和谐，洋溢着个体幸福与革命理想相辅相成的浪漫情调，或写革命事业与恋爱追求的矛盾冲突，或写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总的趋向，是以个人主义为伦理基础的“爱情”向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革命”的认同。茅盾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中，对“革命加恋爱”文学思潮核心价值观念的逐步转变曾作了精彩的概括(20)。
　　有当代学者对这一公式下价值转换的本质作了更深入的剖析：“革命话语中男女性爱的前提不是‘互爱’而是‘革命’、‘阶级’，男女双方为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性力量也被转加给‘革命’。对于性爱关系评价的道德标准首先要问的是：是不是由于‘革命’，由于共同的阶级基础和革命理想？如果说现代的性爱的本质是当事人的自主性，那么，革命的情爱恰恰缺少这种自主性。因此，它称不上是一种现代的性爱关系。”犹有甚者，在“革命与恋爱”模式中，男性往往扮演着革命导师的角色，掌握着革命真理，对迷惘或不革命的女性进行启蒙或“拯救”。女性则由于“被启蒙”，对“革命”的向往与对男性的崇拜合二为一。男性被崇拜完全由于自己成了“革命”的化身而非周作人所谓的灵肉和谐一致的“个人”。这样，“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现代爱情中的男女平等，在“革命”话语下又变成传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就是说，现代女性刚刚从礼教束缚下获得解放又被迫拜倒在“革命”的权威之下；正在形成的独立人格重新丧失，男性在因“革命”身份丧失自然人性丰富内涵的同时，重新获得对女性的统治权和占有权(21)。这样，在“革命文学”中，“五四”个性解放的历史成果被逐步解构。
　　然而，反叛与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却在丁玲、巴金、曹禺、老舍等著名作家的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他们以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及其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巨大社会反响，使“五四”个性解放优良传统在残酷的国内政治纷争和反侵略战争新环境中承传，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格局。丁玲是以典型的“五四”式新女性登上文坛，迅速向革命文学转变而又始终保持本色的女性作家。从1927年到1928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连续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举成名。随后又有《自杀日记》(1929)和《一个女人》(1930)小说集出版，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这些作品，无不带着“五四”的思想印迹。在革命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丁玲求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北京，自由地汲取着受到冲击但尚未消歇的新文化的思想营养，自由地抒写着心中的忧伤与梦想，因此，“她的成名，并非由于站在新起的革命文学思潮前端，而是由于承袭了烟波邈远的‘五四’思潮的绪余”(22)。当年对“五四”保留着最亲切回忆的茅盾也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作家，她所描写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23)。与郁达夫的颓废自怜、庐隐的哀伤愤激、冯沅君的大胆决绝不同，丁玲站在女性主义立场，生动细腻地描绘经过“五四”思潮洗礼、具有强烈叛逆精神和浪漫气质的“莎菲女士”们自觉追求灵肉一致的现代爱情，争取女性的人格独立和尊严，抒写“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中的“时代的苦闷”及其不幸命运。《莎菲女士的日记》以独特的“莎菲性格”及惊世骇俗的心理剖析震惊了文艺界，成为继郁达夫《沉沦》之后又一篇毁誉参半而影响深远的作品。1928年的“莎菲震动”表明，“五四”先驱开创的反叛与个性解放文学传统，并未因社会政治革命的冲击和“革命文学”运动的批判和否定而中断。相反，它在表面的消退中依然具有巨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1931年到40年代的十多年里，巴金以《激流三部曲》震撼中国文坛，把“五四”新文学反抗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的传统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它以“五四”运动为背景，以高氏家族生活为舞台，全方位展示了“五四”时代反抗封建压迫、争取人的解放的历史画卷，从而在政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精神。高觉慧作为新时代的精灵，他的觉醒、反抗、出走，浓缩了整个时代的历史内涵。《激流三部曲》的基本艺术元素：家族罪恶、弱者血泪、表兄妹之恋、反抗出走以及热烈哀婉基调等，凝结为广大读者审美心理定势，延续至今。《憩园》、《寒夜》等后期作品更以舒缓忧伤之情调，表现了寻求个性解放小知识分子催人泪下、启人深思的悲剧命运。总之，在30年代革命文学势不可挡之际，巴金这个享誉文坛的“五四孑遗”，却以其坚持不懈的反封建家族系列小说让“五四”新文学精神深入人心，凡是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没有不被《激流三部曲》那激荡人心的故事所感动所启迪的。在某种程度上，《家》、《春》、《秋》已成为冲出封建家庭、争取自由解放时代文学与时代精神的象征。
　　20世纪30、40年代，曹禺以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推动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形成经久不衰的“曹禺热”。他的剧作在反对封建压迫、争取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下，艺术地展示了人的生存困境及对人的生存哲学的探索，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冲破现实的束缚和人生怪圈，实现人生的自由与生命的舒张，激起巨大的社会共鸣，从而把反封建的文学主题升华到生存哲学高度，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在曹禺的戏剧中获得了更深刻的诗性展现。
　　代表“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潮流向“右翼”发展的，是废名、沈从文及整个京派文学的创作。京派文学以其在30、40年代的巨大影响，体现出个性解放文学思潮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它站在反现代性立场上，对压抑、扭曲人性的现代都市文明进行批判。从原始文化形态中寻求民族文化的再造之路；它不是高扬现实社会关系中个人主义精神，而是在原始文化形态中，赞美个人主义的至高境界——纯真、完美的人性；由生存的清静无为而凝结成精神的逍遥与自由，这正是现代个人主义文学所追求的人的自主精神与自由精神的文化源泉。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人生相对峙，在原生态的自然山水中，延传的是无识无欲、随性流转的自在人生。翠翠(《边城》)、萧萧(《萧萧》)、三三(《三三》)、夭夭(《长河》)等清纯女孩，正是纯真无欲的大自然的精灵，其生存状态是自由人生的艺术写照。《龙珠》、《豹子·媚金与那羊》、《月下小景》、《神巫之爱》等作品，则诗意再现了自然人性中充满野性的生命激情；正是这种率真的生命激情，成为现代个性主义精神内在的“生命哲学”。废名小说则超然于现实的人生无奈，在主—客两忘的“禅意”中实现精神的自由。萧乾、靳以、凌叔华等后起之秀，以不同风格、不同人生视角，悉心描绘着这种远离尘嚣的淡然、自在、优美的自由人生，从各自的角度显示着“人的解放”时代主题。
　　京派文学虽然不是30、40年代的主流文学，但在社会上尤其是广大知识阶层中广有影响。50-70年代，沈从文、废名成为“古董”被人遗忘。然而80年代以后，“沈从文热”由海外传到国内，京派传人汪曾祺以才华横溢的诗意之作，在京派文学“失传”三十年后，让80年代的中国读者耳目一新，京派文学传统由此发扬光大。“五四”开创的个人主义文学传统，在世纪末又以新的面貌，展示其永久性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个性解放与反叛传统”是现代中国文学仅次于“教化—政治化传统”的第二大文学传统。在近代“西风东渐”文化背景下，经思想先驱的“人学”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文学革命中高扬个人主义旗帜，使个性解放成为新文学建设的时代主题，由此开创“五四”新文学个人主义传统。由于政治化传统强大的威力，其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全方位的渗透，个人主义文学传统与其他传统一样，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扭曲。因此，个人主义文学传统自“五四”高潮过后，作为一个广有影响的思潮，在政治化传统的强有力影响下，以不同面目起起伏伏地延续着。到当代的50-70年代，在极“左”政治思潮的规约下，它曾一度消沉，然而，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下它又重新高涨、重现辉煌，显示出“五四”新文学传统强劲的生命力。
　　注释：
　　①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卷第265页。
　　③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53页。
　　④康有为：《长兴学记》，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88页。
　　⑤严复：《政治讲义·自叙》，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1241—1242页。
　　⑥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卷第21页。
　　⑦茅盾：《关于“创作”》，《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卷第266页。
　　⑧(12)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第192页，第193页。
　　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485、487页。
　　⑩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第510页。
　　(11)沈雁冰：《谭谭〈傀儡之家〉》，载《文学周报》1925年6月第176期。
　　(13)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页。
　　(14)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4页。
　　(15)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页。
　　(1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17)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113页。
　　(18)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1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20)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第337—339页。
　　(21)李跃力：《论“革命”话语对情爱伦理的重构及其本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2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卷第250页。
　　(23)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全集》，第19卷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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