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的南方——读易康小说(评论)

　　到了每年的七月份，江南的梅雨天便会像一个不受欢迎，但必然要登门的远方亲戚一样，如约而来。本是烈日当头的季节，而在江南，太阳隐匿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十多日盼不到头的潮湿，就连空气里都散发着漫无边际的霉菌味。
　　 《销声匿迹》、《荒漠甘泉》这二部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江南，小说中时常现身的小巷、老字号、码头，笔耕论文，都是这片地域最典型的特征；甚至我认为，这二则故事更应该发生在江南的梅雨天里，正如西谚里所说“太阳底下无秘密”，也许只有这样一个连日见不到太阳的阴雨季节，才会隐匿得下如此之多的嘈杂和肮脏，晦暗和阴沉如一张大网笼罩着故事的所有细节，霉味也从字与字的夹缝中渗透出来，人的种种欲望和人性的丑恶在无法抑制的情况下全都毫无忌惮地张牙舞爪。
　　 二则小说，虽说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主题，叙述方式也在第一、第三人称之间转变，但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以及诞生故事的场地，却几乎都是相同的，一群遭人鄙夷和不齿的小混混、小流氓以及失去家庭约束的“自由青年”几乎占尽了小说中不分主次的所有角色，作为边缘人的他们，与图书馆文化馆无缘，与都市商业圈无缘，也与酒店宾馆无缘，只是游走在一个个同样边缘的地段和场合，比如郊区、码头、拆迁区、烧烤摊、出租屋，这些地方残留着他们的痕迹，也发生着他们的故事。同时，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时常活动的那些拉客叫卖的夜市、昏黄灯光的牌桌、吵闹喧哗的烧烤摊，还会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些昼伏夜出的动物，比如蝙蝠、老鼠、蟑螂等等，他们同样迷恋晦暗和潮湿，依赖并享受着霉迹斑斑的生活。
　　 论及小说素材的形成，一部分是单纯地依赖想象或体验，更多的则是两者交叉兼顾、互为补充，初读《销声匿迹》，作者笔下的江南，总是能让人联想到同样出生在南方的作家苏童，然而与苏童的香椿树平民系列中以想象为主、体验为辅所不同的是，易康的小说与其说是在讲故事，不如是说在转述着他的所见，并依靠着这些所见，想象着事实背后的诸多可能性。据说作者易康曾在江南某县城旧城区的一所中学任教，所教的学生，很多就是王年、詹妮、小雨这样的青少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才得以促成他在教学之外，借助于小说的写作来继续完成一种审视和思考。
　　 在中世纪西方宗教的劝诫，包括但丁《神曲》的“炼狱篇”中，都有关于“七宗罪”的说法。所谓的“七宗罪”实则上是暴食、贪婪、懒惰、嫉妒、愤怒、傲慢和淫欲等七种人的本性。在易康的小说里，潮湿晦暗的南方所隐藏的，正是这七种本性。若是将小说中的各类人物铺陈开来就可以看到：每逢酗酒就肆无忌惮地打骂女人，并与自己名义上的女儿乱伦的赵维德是愤怒和淫欲的化身；与“我”同床异梦、伙同大哥一起骗取“我”的积蓄的小雨与贪图小利、能骗则骗的余二，代表着贪婪和嫉妒；成天无所事事，只顾晃荡、纵欲和睡觉的王年、赵小莉等。
　　 正如西方劝诫的目的在于救赎一样，易康给小说中的人物颇有侧重地贴上人性“原罪”的标签，也正是在于彰显一种救赎的力量。《销声匿迹》中，出于老城改造，码头边的那块“赵维德和王年留下精液的地方”因此而面临拆迁，那么，王年、余二、赵小莉、赵维德这些曾经如跳蚤一般寄生于此的人们，是不是也会随着一种旧的秩序被打破，而不得不开始新一段的生活；《荒漠甘泉》中，对着前方新建的楼房凝神注视、看到“荒漠”的女店主，就是另一个“我”的化身，小说末尾处，“我”看似到了绝望之境，但换言之，所谓的“绝望”也不失为推动“我”反思混沌生活、改变当下状态的一种力量。
　　 除此之外，在易康的笔下，南方的潮湿氤氲中还深藏着若隐若现的人性之光。小说中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们，自然算不上是什么“善”的化身，他们赌博、敲诈、乱性、斗殴，似乎是社会的蛀虫，是遮蔽日光、制造黑暗的蝙蝠。但作者所做的，并不是以简而单之的扁平人物来制造故事，或是宣扬什么善恶的因果报应。《荒漠甘泉》中的小雨，在小说首段以及“小雨”这个颇为诗化的名字给读者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下，小雨单纯善良的形象已然界定，随着故事的层层推进，“善”的表皮所遮掩的“恶”（至少可以说是“不善”）被一步步地凸显了出来。读者可以隐约读到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小雨似乎是因为贪图小利而拿走了原本送我的书，似乎与大哥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又似乎是设了圈套来吸走“我”借给她的钱，所有的“似乎”来源于一种阅读的“语感”，当寄希望在文字之间，为这些若有若无找到明晰的证据，而试图让人物形象得以固定的时候，就又不免产生落空，这正是易康的小说匠心独运的地方。
　　 一条望不见边际的石板路从远方延展到面前，在这条石板路上，倚在一家小旅馆门口、发梢轻轻扬起的詹妮，听到王年妈扯着嗓子的叫骂声，闻出空气中弥散着的腐朽的怪味，这一切，混杂着，交织着，展现出一份潮湿江南的真实图景。

本文编号：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