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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领域下的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发布时间:2014-07-29 13: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获得较快发展。硕士毕业论文范文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外资有望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推动力。然而,从既有文献内容来看,关于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效应上而对微观效应关注较少。理论上,服务业FDI可以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但服务业FDI是通过何种微观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则需要进行仔细探讨。

 

一、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承载着世界最先进技术,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将技术内部化实现技术跨国转移。而这种转移会对东道国产生外部经济或溢出效应(王红领等,2006;江小涓,2002)。长期看,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是一种必然现象,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潜在成本。掌握新技术的当地企业会通过“后发优势”,同跨国公司相竞争,最后的结果是增加了当地公司的市场竞争力(Das,1987)。例如,Kokko(1992)观点是FDI企业的技术扩散主要通过四种路径: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同国外的联系效应;培训效应。FDI还会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实现技术转移:FDI借助示范和竞争与当地企业的横向联系;FDI企业与当地供应商的纵向的直接联系;FDI企业中的劳动力转移到东道国企业;FDI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与开发行为。从既有文献看,FDI的技术溢出包括三种:

一是原本具有较强行业和其他壁垒的产业,会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限制了垄断,增强了竞争,使得资源配置得到改善;

二是跨国公司进入所引起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会激励本国的生产厂商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推动本国企业的技术效率提高;因为竞争、反复模仿等原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行为会加快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Caves,1974)。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Caves(1974)采用这两个国家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对于加拿大而言,企业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是正相关关系,即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然而,有学者有不同的观点。Kokko(1994)认为在跨国企业占东道国市场份额较大而且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难以产生溢出效应,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会因为跨国企业而提高。Haddad& Harrison ( 1993)、Aitken & Harrison(1993)的结果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具有负面作用。不过,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FDI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而在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Jacorcik,2004)。

(一)服务业FDI影响服务业的微观溢出效应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的影响具有四种微观效应:价格降低、质量改进、服务种类增加和知识溢出,这些效应会刺激外国和国内供应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Fernandes & Paunov,2008)。

首先,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会提高本地市场的竞争以及导致服务价格的下降,服务质量的改善。原因在于,现任公司部门,特别是电力和电信部门不再获得以前作为垄断供应商时获得的租金。

其次,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会导致更多种类的服务被提供,包括新的和先进的技术服务,以及提供给新地区或新类型客户的服务。诸多研究已表明,创新金融产品以及电子银行数量的增加是银行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再次,在服务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管理、营销、组织诀窍以及最佳做法从银行、电信、交通行业的外国服务提供者溢出到国内。例如,在电信和电力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造成了更多的竞争,使得价格下跌,金融业中提高国外投资者股份比重从而会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正因为服务业FDI带来的竞争压力、技术提高、组织设计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服务质量得以改善。Claessens et al(2001)发现银行部门国外股权的增加会导致竞争加剧和边际利润减少;服务业FDI会导致服务质量提高,这主要源于服务FDI的先进技术、组织和管理经验。例如,World Bank(2004)发现拉美国家电力部门服务质量的提高是因为管制放松和引入国外资本;服务业FDI会使得服务范围拓展,包括崭新的、技术上更先进的服务,以及向新地区和新顾客提供的服务。Denizer(1999)发现土耳其的创新金融产品和电子银行服务是银行部门FDI的结果。Akbar &Mcbride(2004)和Cardenas et al(2003)分别研究匈牙利和墨西哥得到同样的结论;服务业FDI会导致管理、市场和组织等方面的知识外溢。Miroudout(2006)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涉及服务业FDI的银行、电力和交通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于服务业而言,Griliches(1992)区分知识溢出和利润溢出效应。前者指的是服务业FDI通过管理经验、组织能力、市场知识和技能等“软技术”作用于制造业,而后者主要指服务业FDI进入东道国后,导致东道国当地的中间品需求增大,使得东道国更多企业生产中间品,进而丰富中间品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更进一步,如果下游企业运用“知识”采取更好的服务来提高自身生产率,则知识溢出会转化为利润溢出效应(Bransterrer,2001)。例如,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营销、咨询等,知识投入会增进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Kox & Rubal-caba,2007)。而创新性服务(如网络银行)的应用能提高制造业生产和操作水平。

(二)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的微观溢出效应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影响可以区分为资本溢出效应和劳动溢出效应。前者指服务业FDI通过知识、技术等溢出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制造业投资水平;后者指服务业FDI通过管理、信息等引入和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制造业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知识密集型的商业服务,如营销、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其他咨询服务,实际提供的服务是制造商赖以生存的基础,能够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新服务的使用(例如,网上银行)能够改善制造业产品和运作的技术知识,促使制造企业优化其机械使用,刺激企业科学地采取依赖于电讯或者互联网/数据连接的更加先进的生产流程。Fer-nandes & Paunov(2008)的计量结果发现服务业FDI能够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高。

其他一些文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例如,Konan & Maskus(2006)、Jensen et al(2007)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商业服务自由化有利于GDP增长,其主要机制是服务业FDI使得制造业能使用的服务增加。服务业自由化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Arnold et al,2007)。Francois & Woerz(2007)的结论表明,借助出口和FDI的服务业开放度提高对出口、附加值和制造业就业有正面效应。Konan & Maskus(2006)和Jensen et al(2007)认为商业服务自由化促进了突尼斯和俄罗斯的GDP增长。其主要机理在于制造业使用者的可利用服务数量的增长,而这正是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在产业层面上,Francois& Woerz (2007)证明通过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商业服务对于出口附加值有很强的积极影响。Fer-nandes(2007)的研究表明财政和公共建设的自由化对于东欧国家下游制造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Arnold et al(2007)发现银行业,电信业,交通工具革新对于印度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显著的作用。Javorcik & Li (2007)发现罗马尼亚零售商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该部门制造业提供者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为考虑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Fernandes & Paunov(2008)以C-D函数为基础,建立的基准计量模型框架为:

其中,Yji,t为产出, Xji,t为五种投入向量(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资本),Sji,t表示服务投入,ηjm(ηjs)为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度,Aji,t表示投入转换为产出效率的衡量指标。职称论文范文以智利1992-2004年为研究样本,Fernandes & Paunov(2008)的计量结果发现服务业FDI能够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其他一些文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例如,Konan &Maskus(2006)、Jensen et al(2007)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商业服务自由化有利于GDP增长,其主要的机制是服务业FDI使得制造业能使用的服务增加。服务业自由化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Arnold et al,2007)。Francois & Woerz(2007)的结论表明,借助出口和FDI的服务业开放度提高对出口、附加值和制造业就业有正面效应。

 

二、服务业FDI的相对价格效应

许多经验文献研究了制造业部门FDI同汇率之间的关系。例如, Athukorala & Rajapatirana(2003)比较拉美和亚洲国家资本流入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流动结构影响实际汇率,FDI对实际汇率影响更为显著。Koseletou et al(2000)的理论和经验结论是: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实际汇率波动是FDI流动的原因,而实行有管理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汇率与FDI的关系是双向的。实际上,FDI会流入东道国的可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和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若FDI流入到非贸易品部门或者流入非贸易品部门比例高于流入到贸易品部门比例,则贸易赤字会增加,而这需要借助于实际汇率贬值来实现贸易盈余。相反,实际汇率会升值。还存在另外一个机制。当国外资本流入到贸易品部门时,一部分资源从非贸易品转移到贸易品部门,贸易品部门供给增加,非贸易品需求相对上升,使得贸易品部门价格下降,而非贸易品价格提高,从而致使实际汇率升值;相反则会导致实际汇率贬值。因此,分析不可贸易品(服务业)FDI就有必要。若假设双边名义汇率e服从随机布朗运动,即de/e=μdt+σdz,E(dz)=0,且E(dz2)=dt,E表示预期算子。根据Tomlin(2008)的理论模型,跨国公司会选择FDI形式进入东道国服务业,当投资国外的预期利润超过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沉没成本时:

其中,k为沉没成本,e^为临界汇率水平(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时的汇率水平),p为商品价格,ρ表示贴现率,σ为汇率风险,μ为汇率趋势值。采取日本FDI进入207个美国服务行业数据,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Tomlin(2008)发现美元升值同日本流入美国的服务业FDI正相关,而汇率风险大小会显著影响服务业和制造业FDI。

 

三、服务业FDI的创新和效率增进效应服务业FDI的创新增进效应是指服务业FDI对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活动的影响。同溢出效应不同的是,创新增进效应着重点在服务业FDI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其结果是是否能够增强东道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而溢出效应重点是放在技术本身以及技术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是是否能提高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例如,Blind & Jungmittag(2004)构建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影响产品和过程创新的理论模型。假设本国企业能都制定价格pi,要依赖于国内市场容量Q,以及依靠产品创新(PDi)获得的产品质量。整个市场容量分为国内企业的产量(qi)、由本国经济主体股份占QD-i而国外经济主体占QF的其他企业生产的产量,以及进口M构成。因此,

假设QFt=QFt(FDIt-1,即国外企业产生是FDI存量的函数。再假设边际成本ci取决于要素价格wi、产品创新能力PDi和过程创新PCi,即 上式中,要素价格提高或者产品创新能力增强,则边际成本提高,但过程创新增强会导致边际成本降低。国内企业的利润函数是

由上式,FDI和进口会刺激产品和过程创新。运用服务业FDI数据,Blind & Jungmittag(2004)的计量结果验证了该结论。同样,Love et al(1996)发现国外在本国的公司对创新活动具有正面影响。Kurata,et al(2009)区分可贸易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不可贸易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结果发现,不可贸易服务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一直都是有效率的,而对本国的影响取决于公司数量、市场竞争程度以及需求函数形式。

 

四、小结

既有文献只从溢出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创新增进效应研究了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效应,虽然能部分解释服务业FDI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理论机制,但难以完全解释。溢出效应仅仅考虑了技术溢出,而缺乏对知识溢出的全面考察。从三种微观效应的联系来看,技术溢出效应只是创新增进效应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之一。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区分技术溢出效应与创新增进效应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很好回答既有文献关于溢出效应是正面还是负面之争。另外,服务业FDI通过相对价格效应而影响东道国企业行为,是实现溢出效应和创新增进效应的基本保证。

 

内容提要: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外资也将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毕业论文而关于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效应上,而对微观效应关注较少。本文梳理了服务业FDI的微观溢出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创新和效率增进效应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为今后对我国引进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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