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哲学对德育回归生活的实践意义

　　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儒家道德哲学对德育回归生活的实践意义的阐述，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儒家道德哲学概说

　　(一)儒家道德哲学界定儒家道德哲学是一种以道德为人路的哲学，是以国计民生为其思考和行动根本出发点和主要关注焦点的哲学。以民为本是它的根本宗旨，道德本位是它的主要标志，而经世致用则是它一以贯之的精髓所在。由此而构建了宏伟的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哲学体系。《汉书·艺文志》载，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儒家道德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所有的原则和观念都来源于百姓日用之间，来自于百姓的经济生产和政治、文化、宗教生活的经验和智慧的积累、凝炼与升华。两千年来，儒家道德哲学一直与中国文化从而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连结在一起不可分割。

　　从先秦原始儒家高举道德理想主义旗帜，高呼道德本位，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的能动自觉以来，儒家道德哲学历经两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士君子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也一直是百姓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的终极目标。虽然遭遇焚坑惨祸和佛道的挑战，但儒家最终没有倒下，而是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中华文明的大花园中一枝独秀。这绝不是偶然的，其问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抛开政治历史因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儒家道德哲学乃是中国人的生命的学问，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肥沃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自人文初创以来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必然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结晶与升华，它是中国人的，它适合中国人，它与中国人的生命相契合，这就是答案。但是近代，特别是清末以来，儒家道德哲学的这种地位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二)儒家道德哲学历史作用及失落原因分析自焚坑之祸以后，儒家道德哲学一路高歌猛进，即使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的挑战也没有动摇它的根本。隋唐科举兴起，更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官方统治哲学的地位。此后，宋明理学吸收、借鉴、融摄佛道，最终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消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前期，尽管宋明理学内部有理学、气学、性学、心学的争议和辩难，但这可以看做是儒家内部矛盾。 儒家道德哲学的沦落是从清末开始的。

　　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首开反儒恶端。

　　太平军所到之处焚孔庙、毁圣像，一时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这并没有动摇儒家道德哲学之根基。真正使儒学逐渐淡出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一是清政府对新法的推行，二是民国政府的教育改革，三是五四时期对西学的推崇和对传统的颠覆。前者消解了儒家道德哲学作为德化之本的制度基础，再者消解了它的教育和课程基础，而五四则“在价值观念层面上也全盘否定了儒家德育的现代教育意义”。 J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五四诸君对儒家道德哲学的全盘否定有失公允，他们忽略了儒家道德哲学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所起的不可替代，不容或缺的作用，也抹杀了儒家道德哲学的普适性和它的终极意义。

　　事实上，先秦诸子百家乃至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没有哪家哪派能够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地位相比拟。儒家的历史作用可以从政治作用、思想文化作用和德育教化作用等方面来考量。这里我们主要看它的德育教化作用。儒家的道德哲学，“大致有以下几点，即讲究规则，克己复礼；仁爱天下，唯义所在；积极进取，中和内敛；博学笃行，守经从权。” 另外，并行不悖，兼容并蓄是儒家道德哲学的重要特点。儒家道德哲学通过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建构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言行举止之间都无不深深打上儒家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

　　但是儒家后来却又确确实实沦落了。其沦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既有历史的又有时代的；既有自身的内在因素又有环境的外在因素等等。五四以降，反思儒家沦落原因的人很多，其观点良莠互现，这里不想一一评论。我认为儒家本身的内在的失陷或不足当是儒家道德哲学沦落的根本原因。其一，对德性的强调导致对问学重视不够，其结果就是没有产生出独立意义的昌明的科学。其二，在思维方式上重整体综合而轻分析。其三，重群体而轻个体，有为了群体而可能忽略个体的倾向。这就使得民本向民主的转化过程过于漫长。

　　所有这些使得儒学当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和本国激进主义者的强烈质疑时，显得手足无措，疲于应付。最终，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本无力也不应该为旧制度买单的儒家道德哲学忍辱含冤地做了旧制度的替罪羊。但历史已经并且在继续证明，激进主义者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无知和粗暴的态度，对儒学造成的恶果绝非国人之福。  (三)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及其普世价值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历史上的辉煌与尊崇，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我们当前乃至将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维度，使我们避免科学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失足。其所以如此，乃在于儒家除了时代性的层面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超时代性，也就是它的普世性价值。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儒家的时代性大家都是了解的。

　　它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而发展而沉浮。不仅儒家，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谁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但是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有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普世性，或说永恒的意义。儒家的普世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其次是儒家的大同思想；第三是儒家的仁爱思想；第四是儒家的中庸思想；第五是儒家的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思想或者说和合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儒家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闪耀着中华民族博大的智慧。只要儒家赖以自然而然产生的基础还在，也就是说只要儒家规范和调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在，人与物(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在，人与自身的矛盾还在；只要社会分工还在，儒家的基本原则就永远不会失去意义。抽象掉时代和阶级的因素，仁义礼智信永远是有价值的。近年来，西方唯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导致的人的物化和意义的缺失，更凸显了儒家即现实即超越的生活理性的圆融高妙之处。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向中国，向儒家寻求帮助，以解决唯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困境。儒家道德哲学的普世性得到了普遍认可。

　　二、关于“德育回归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