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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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

发布日期： 2012-09-03 发布：  

  2012年第5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一、“民国视野”出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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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伊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力图用“民国”来重新结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想或实践，它主要包括三种声音：“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和“民国机制”。为了便于把握这一新出现的研究现象，本文将之统称为“民国视野”。准确地讲，“民国视野”的三种声音在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文学史观上有很大的差异，将它们归于一类并不科学，但由于三种声音都尚处于构想阶段，还没有推出体现个性色彩的具体研究成果；又因为三种声音都是以“民国”作为研究和构想的出发点，本文暂以这种方式统称。
　　从大文化的视野出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民国视野”并不偶然。就在“民国视野”出现前后，大陆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民国热”，民国题材的图书、电视剧、电视节目、杂志栏目等等络绎不绝；民国人物、民国故事、民国情调、民国范儿……一时之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大陆“民国文化热”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政治语境的松动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有“民国”、“国民党”不再成为禁忌，才有可能成为公共话题。“民国视野”的出现也离不开政治语境的宽松，如用“民国文学史”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研究中采用“民国史视角”、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才成为可能。
　　不过，“民国视野”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不满于既有研究框架而做出的调整和探索。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学科建立之后，大致经历“政治革命史研究框架”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框架”两个时期。在前一个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性质来规定”；“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就规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在这种研究框架下，“民主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氛嗣和社会心理”不免要对研究产生影响并形成偏见，用政治态度取代文学眼光来选择作品、评价作品，也就成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不可避免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傲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的变革，学人们纷纷摆脱政治革命史框架对研究的束缚，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很显然，这个研究框架突出了文学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它力求最大程度避免政治对文学研究的干扰，突出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社会文化史研究框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活力，特别是其对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的借用，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纯粹革命史的视角中摆脱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文化史”研究框架冲击了“政治革命史研究框架”，但在一些中国革命的敏感问题上，历史的禁忌依然存在，譬如：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文学史意义；如何看待国民党主导下的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等问题，文学史研究还是讳莫如深。
　　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又遭遇到腹背受敌的困境。首先是其强调文学自律的“纯文学”立场受到质疑：在实践层面，一些研究者对“纯文学”立场上自由主义作家过于走红、左翼作家普遍受到压抑的格局表示不满，以此为出发点，很多学者在“纯文学”的背后透析出另外的政治意识形态；在理论层面，理论家们引用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更进一步指出“纯文学”的虚妄性，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也探索出“纯文学”背后的真实用意。对“纯文学”立场的质疑，打破了一部分研究者企图将“文学”与“政治”完全剥离的幻想。
　　在另一个侧面，一些研究者则对社会文化史研究框架下的“现代性”话语表示质疑。社会文化史框架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理论话语，学科存在的意义需要用“现代性”来阐释；作家作品的成就也是用“现代性”来评价，依托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找到既能内在统一又能与世界接轨的最佳标尺。然而这个“标尺”并没有通行很久，伴随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批学者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不过是““他者化”的现代性”、“被译介的现代性”“总之以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很多学者重新梳理西方现代性知识谱系，力图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重新解读，由于学者们对“现代性”标准的差异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表面理解，现代性陷入“歧义丛生”的境地。最终，大陆的“现代性”话语自己解构了自己。
　　“现代性”话语的破产，使一部分学者力图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代”规定性发起挑战，如果“现代性””不过是被建构起来的神话，那么“现代”就应该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落实到文学史构建上，一些在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旧体诗词、通俗文学，数量大、影响面广，过去没有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在就应该理所当然纳入文学史的框架内；其次，由于过去“现代”的规定性，“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结构，导致了“不能承受之长”的问题，如果“现代”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现代”神话破灭的最终结果，引发了大陆学界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出现了几十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文学史著的大量出版，因“现代性”神话破灭而造成“文学史”神圣地位的沦落是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众多的文学史中，也不乏编写者希望在文学史“乱局”中异军突起，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一个新的框架。
　　大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是在既有研究框架相继破产的境况下进行的：旧的“政治革命史研究框架”的积弊尚未完全解决，新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框架”又出现了诸多问题。“民国视野”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现象，不过，这种视野下的各种声音针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式并不相同。二、从“现代”到“民国”：“民国文学史”的可能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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