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动因、方式、成效和环境的比较研究

  本文关键词：中美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动因、方式、成效和环境的比较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中美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动因、方式、成效和环境的比较研究

发布日期： 2012-11-22 发布：  

  2012年第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9篇

　　摘要：校企合作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为借鉴美国校企合作的先进经验，推动广东高校校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合作动因、合作方式及成效、合作环境等多个角度出发对比美国高校和我国高校的校企合作模式，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中美校企合作在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需求动力，合作方式的发展成熟程度，以及社会和市场环境的支持程度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并从中发现广东高校在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借鉴美国高校成熟和多样化的校企合作模式，强化自主创新，加强队伍建设，创新体制机制，营造合作环境，提高校企校地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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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校企合作；美国高校；广东高校；模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校企合作是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方法，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高校而言，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保持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项重要途径，对企业而言，加强校企合作，从高校获得更好、更先进、更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并使成果产业化是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探索和实践高校企业合作的国家之一，其成熟的合作机制和多样化的创新方式值得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大学通过对接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组装校企合作新模式，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从而提升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我国广东高校近30年来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美国高校相比，仍有诸多不足和问题，本文从多角度比较美国高校与我国广东高校的校企合作模式，包括合作动因、合作方式、合作环境和合作成效，结合广东高校发展的具体情况，借鉴美国高校企业合作经验，为广东高校进一步开展校企合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1、合作驱动因素比较
　　高校与企业能够进行合作，有其必然的内在驱动力，而且这种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纵观美国和广东高校校企合作的研究与分析，虽然国度不同，但校企合作的驱动因素具有共同的特点。
　　1.1 资金需求驱动
　　资金驱动因素指的是通过校企合作，高校可以从企业那里获得捐赠和建设资金，对于大多数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来自国家的教育行政拨款是非常有限的，已经不足以支撑学校的发展，大量的建设资金必须通过校企合作，将高校的科研成果通过企业转化为产业并从中获益，因此，从企业那里获得资金支持越来越重要，美国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经费主要源于3部分，即政府投入经费、学杂费及其他经费，其他经费主要包括社会捐赠、销售、服务和校企合作，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统计，近年来美国高校办学经费中政府拨款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其他经费份额在2004年以来已达到50%以上，其中来自科研专利服务和校企合作获得的经费占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21%，在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则仍主要集中于政府投入和学杂费两部分，截至2004年，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中来自社会捐赠、专利销售、技术服务和校企合作等渠道的其他经费份额还不足6%，与我国高校相比，资金在美国校企合作中的推动作用要比我国高校更加明显。
　　1.2 人才需求驱动
　　人才驱动因素是通过校企合作，为培养人才和用好人才搭建平台，联合培养人才使培养的学生质量高且实用，企业更容易吸收到高质量的毕业生，毕业生质量的好坏可以通过市场需求来判断，如果没有与企业进行合作，高校很难充分了解真实的就业市场环境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可能会盲目培养而造成资源浪费，校企合作有利于高校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有利于保证企业有针对性地吸收具有较好理论背景和实践能力的毕业生。
　　20世纪末，我国就开始进行高校企业联合人才培养工作的尝试，但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动力不足、进展缓慢，究其原因：①广东高校绝大部分属于公立院校，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拨款和政策，而与企业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很难直接或迅速地达到这样的目的，因而对校企合作不够重视；②人才联合培养过程中，企业需要提供培训场所、培训管理人员、培训设备等，这将增加企业成本，最后导致高校和企业在联合培养人才上对接困难；③我国高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不同程度存在与市场脱节的情况，同时也缺乏可以胜任学生联合培养工作的既有教师职称又有高级职业资格的导师。
　　在美国，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均把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利用企业辅助人才教育的优势和能力，实现人才教育和市场需求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降低人才培养负担，同时，美国成熟发达的工商业为支持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提供了庞大的企业群体和成本支持，美国高校在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且与市场紧密联系，在师资方面，美国高校的许多教师具有常年在企业工作的经验，能够同时指导学生的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来自各行业的大量兼职教师也是顺利开展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
　　1.3 技术需求驱动
　　技术创新是许多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全球化和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使这些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创新需求，因此，这些企业一般都对内部研发给予极大的关注，然而只依靠内部的研发创新虽然能够保证企业对研发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但是所需的成本投人是巨大的，风险也较大，因此，这些企业迫切需要既能减少研发运作成本，又能保障质量和目标的研发模式，作为知识和技术的发现者和传授者，高校无疑是这些企业最好的合作者，所以，校企合作是获得新技术的最好平台，美国高校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因此大量企业积极寻求与其合作，从而获得更多的技术，我国的科研水平与美国还有一定差距，尤其在尖端科研领域缺乏竞争力，企业合作开发技术需求动力不足。
　　1.4 信息需求驱动
　　信息驱动因素是指通过校企合作促进高校企业之间信息的流动和沟通，企业能够从高校师生那里了解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获得有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信息，而高校师生则能够深入了解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和技术需求，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与高校合作是其获取有价值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同美国高校进行合作且处于行业国际前列的企业数目远比同广东高校合作的企业数目多，其中不乏英特尔、思科、微软、谷歌等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顶端，具有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对所在行业具有带动作用，为了巩固已有的影响力和优势地位，企业十分重视持续创新能力，每年持续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研发活动，例如，美国生物制药公司Pfizer在2008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81亿美元，占销售收入的18%。 　　相比而言，广东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能力还有待提高，无论是对研发的重视程度还是创新能力都与美国企业有一定差距，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的数据，2009年广东省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总投入为499.7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1.13%，与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企业与高校合作带来的信息效益相对有限，另外，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对自主创新缺乏足够认识，产品生产依然停留在机械“模仿”和低水平重复“加工”层面，当然也不会充分认识到高校科研信息的重要价值，有些中小企业即使认识到高校科研信息的价值，限于发展能力也难以高效地利用这些信息。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虽然校企合作的驱动因素国内外趋同，但具体效果却存在较大差异。
　　2、合作方式及成效比较
　　目前，美国高校和我国广东高校在校企合作的基本方式类似，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2.1 校企合作项目研发
　　以项目为纽带，企业委托高校研发或共同研发，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建立短期或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是目前高校，尤其是国内高校开展校企合作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为企业避免了独立研发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另一方面为高校科研带来了新课题，同时有利于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在广东省内，一这种合作方式目前多为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采用，但这种合作多数受限于课题任务、资金和合作伙伴的实力、合作周期等，合作目标相对单一，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动力，不利于形成产学研各方深入、稳定的合作，与之相比，谷歌等众多美国知名企业是由大学孵化而出的，与高校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合作关系非常深入、持久。
　　2.2 校企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
　　这种模式是指产学研合作各方以契约的方式对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无形资产进行使用权转让的一种经济法律行为，作为技术拥有者，大学和研究机构可通过向企业发放专利许可和进行技术转让来实现产学研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产学研合作，是美国高校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成效显著，美国的大学都先后成立了大学技术转移（许可）办公室和专利公司等专门推销科研成果的综合服务机构，以帮助科研人员确定研究项目，承担各项专利申请、评估和转让等任务，斯坦福大学1970年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这是美国第一个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40多年来，其获得发明专利数、许可专利数增长了几十倍，已成功转让发明专利3000多件，共收取专利转让收入近10亿美元，该模式已成为我国高校产学研结合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尽管近年来我国众多高校已设立了相应的技术转移部门，然而技术转移管理人才还比较缺乏，管理手段仍有待完善，目前，国内高校的技术转移行为往往需要依赖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互相联系而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高校开展技术转移的效率。
　　2.3 校企共建科研基地
　　该模式是指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分别投人一定比例的资金、人力、设备和场地等，共同建立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基地，这种研发基地主要有政府主导（引导）的和企业、高校等自发组织形成的两种形式，在高校建立工程研究中心，最先也是由美国开始的，主要是政府在大学内设立的科学技术中心、企业一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它们依次配置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3个层面上，从而使科技成果的产生、中试到商品化形成前后衔接、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比较著名的合作研究中心有麻省理工学院复合物加工研究中心、罗得岛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等，这些中心90%的成员是企业，在我国，从国家到各省政府部门都建立了相应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平台，如国家发改委批准成立的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工程技术中心等，这种方式的合作尤其是长期合作，对高校的科研实力和企业的规模效益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2.4 高校与企业共建经济实体
　　该模式是指产学研各方通过出资或技术入股的形式组建研发实体，组成研、产、销一条龙的科工（农）贸一体化的高科技研发实体，形成一种新型的科技企业，各方共同研制、开发、生产，来进行技术开发或技术经营，这种合作方式解决了产学研各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纠纷不易发生，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发展模式，美国高校中，麻省理工学院始终走在大学发展产学研用的前列，它的创业活动非常具有代表性，2001—2010年，学院平均每年创造20家左右的新公司，不仅在美国本土，它在全球范围创建的企业总数已多达5000多家，年销售额达2300亿美元，通过知识、技术转移在获得更多办学资源的同时，学校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科技人才和优质科技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成为创业型大学的一流典范，目前，我国高校也成立了许多公司，如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农业龙头企业温氏集团合作出资成立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托华南农业大学在畜牧领域的科研优势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并采取产业化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的管理模式，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种猪供应和肉猪生产基地。
　　2.5 高校创建科技园区
　　这类园区作为高新技术原创基地、高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创新人才和科技企业家培养基地的功能正逐步得到发挥，美国成功的科技园都是以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为依托，利用大学的科研与人才优势创建高科技园区以发挥高新技术的辐射作用，如美国著名的三大园区之一，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的“斯坦福研究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园，目前已发展成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和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硅谷内的许多企业如思科、谷歌、惠普、雅虎、英特尔、英伟达就是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而且多数创办之初是由斯坦福大学孵化的，这些企业很多已经成为位列全球500强的大型跨国公司，还有依托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杜克大学于20世纪60年代组建的“三角研究园”，目前，广东省内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都建有国家级科技园，然而，与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斯坦福研究园”和“三角研究园”相比，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国家级科技园均是近年来才逐步发展，其进驻的企业仍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有较强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2.6 共建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
　　这种方式可实现高校和企业的产学全面合作，有利于将企业对技术的需求、高校的科研资源和政府对产业的规划进行最佳的对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核心，以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等为主体，以契约关系为纽带，通过资源共享和创新要素的优化组合，围绕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协同创新的利益共同体，我国目前已成立了多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多数都是政府引导促进组织形成的，广东省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已组建34家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美国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方面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在产学研合作创新方面成效显著。
　　2.7 共建人才培养和培训基地
　　这种模式是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通过设置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共同建立学生实训基地，让大学学生在企业实习，企业人员在大学进行培训和继续再教育，大学教授担任企业顾问等多种方式进行人才联合培养和人才交流，以促进产学研各方的知识交流和技术创新，实训基地主要为高校学生提供就业训练平台，培养学生的一线岗位操作技能和正确的职业岗位态度，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学以致用，不仅能够锻炼自身的实际操作水平，提高就业竞争力，同时也使团队合作、人际沟通方面的能力得到培养，为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培训教育是高校联系企业、加强与企业合作关系的重要方式，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学校每年向硅谷企业提供大量高素质毕业生，成为硅谷名副其实的“人才补给库”，斯坦福大学还建立了全世界最完善的远程教育网络，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硅谷实时转播，使企业在职员工也能够进行学习，而硅谷企业则为斯坦福大学在校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和实践机会，目前，广东大部分高校尤其是高职教育院校也与一些企业共同建立了实训基地。
　　总体来讲，美国高校的校企合作方式更加成熟，更加多样化和灵活，企业与大学之间的合作研究以多种模式同时开展，包括单一企业与多所大学合作，多个企业与单一大学合作，单一企业、单一大学加政府支持的合作，多个企业多所大学联合合作，其中，工业联盟计划（industrial affiliate programs）就是多种模式同时开展的典范，尤其值得深入研究，这类计划是目前在美国多数高校广泛存在的一种备受瞩目的校企合作方式，不同学校对于工业联盟计划有不同的称呼，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工业会员计划（industrialmembership programs），该计划促使伯克利分校师生和企业在半导体、微电子机械系统、计算机体系结构、数据库、有线和无线网络等领域取得革命性的创新成果，但是不同工业联盟计划总的指导原则是相似的，工业联盟计划允许合作企业每年按规定支付一定的费用成为会员，享受高校提供的优惠，包括参加高校举办的学术会议和员工培训活动等，合作企业可以出资与高校共同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支持高校科研人员就当前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或前沿领域设立课题进行研究，同时，高校允许合作企业派遣一定数量的研发人员同高校科研人员以及领域专家一起组成研发团队，参与联合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的中短期研究项目，相比较而言，我国高校在校企合作方面起步较晚，经验积累不够，企业和高校的合作很多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开展的，多所高校或多个企业联合合作的开展目前还不是很完善。
　　2.8 合作成效比较
　　美国校企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①高校在与企业开展的产学研用合作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优势学科领域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促进了许多交叉学科的发展，通过与企业合作研究，高校师生获得了更多的科研课题和创意灵感，提高了自身学术水平，也使得科研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产学研合作创新也提升了大学在世界的影响力，如2010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第一次将“技术转移”（用产业收入来体现）列为评价指标，从而使得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排名分别跳升12位和13位，进入到了第4名和第8名，②高校通过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不仅加快了自身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而且获得了可观的利润收入，加州大学官方网站的信息显示，从专利技术转让许可方面来看，该校发明专利和技术转移许可的数量逐年增加，1992年为500项，2009年达到1482项，2001—2010年加州大学10个分校（不包含国家实验室）专利许可数逐年平稳增长，技术转让项目所带来的许可收入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并逐年增长，对比不同时期泰晤士的排名趋势（见表1）和10所分校不同年度的技术转移专利许可数比较（见表2），可以看到排在前几名的分校也是在技术转移方面表现较为优秀的分校，如伯克利、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分校等，特别是圣地亚哥分校，发展尤为突出，自成立以来，经过跨越式发展，已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目前，辉瑞、强生、先灵葆雅、施贵宝等世界著名的生物制药巨头的研发中心都自发地汇集在圣地亚哥分校附近，形成了全球著名的生物谷，引领世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成为全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间最短、速度最快的地区，③高校通过扶持创办科技产业，极大地延伸了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为社会提供大量优质科技人才和科技服务也让高校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2006—2010年，加州大学每年利用知识创造的新公司均保持在40家以上，作为高校孵化企业成果，麻省理工大学创办的公司几乎遍布美国各州，图1结合麻省理工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给出了麻省理工大学在2001—2010年10年间历年成功创立孵化的企业数目。
　　广东高校与企业合作近年来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①高校近年来发明专利授权数目快速增长，例如，华南理工大学的发明专利授权数目从2003年的48项快速增长到了2010年的302项，②广东校企合作近年来也孵化出了如温氏集团等一批实力雄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然而，与美国校企合作相比，广东的校企合作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高校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还远远低于美国，据统计，国内高校的专利成果仅有约15%—20%能得到转化，仅有5%能够实现真正的产业化，而美国高校的专利成果转化率达到80%以上，③广东高校孵化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经验积累还不充足，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 　　3、合作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政府在营造环境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产学研结合的法律政策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产学研结合日益成为各创新主体的内在需求。
　　3.1 保障产学研合作法律体系基本建立
　　1993年，《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修订）提出应建立科学技术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和协作，增强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能力，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提出鼓励产学研之间的联合和协作，198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第三次修订）确认了发明人（或其权利继受人）对其发明享有专有权，规定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对专利权实行保护，侵权人要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6年，我国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使产学研合作在法律体系方面有了保障。
　　3.2 激励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
　　在建立和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的同时，国务院2002年发布的《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提出了对计划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要求，对于促进我国科研计划项目实施中大幅度增加自主知识产权产出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配套政策》，制定了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税收政策，为进一步构建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体系指明了方向，同时，财政部制定了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有关财税政策；教育部深入推进部省合作，鼓励大学的科研成果向企业和地方转移；等等，各地方立足本地，为维护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有关主体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减少、降低知识产权许可活动的经济与法律风险，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也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打破了产学研相分离的状态。
　　3.3 支撑产学研合作的多元投融资体系正在形成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幅，2009年达到1500多亿，科技部实施管理的科技计划中，强化了技术创新的投入，2009年国家支撑计划的95%，国家重大专项的50%，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的35%以上的项目是由企业牵头实施的，体现了产学研用的结合，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68%的奖项由企业牵头或者是参与完成，另外，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了业务模式，尝试采用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支持产学研结合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内部风险控制的约束，新业务模式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
　　美国高校与我国广东高校在校企合作环境上的差异突出表现在政策法律环境和融资环境等方面，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法案和法规，并出台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对校企合作的各个环节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进行了规范，较好地协调和保护了高校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合作产生的纠纷，保护了双方合作的积极性，1980年出台的Bayh Dole法案就是一部对促进美国高校企业合作功不可没的法案，另外《联帮技术转让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出台，为通过技术转让加强产学研合作创设了十分有利的环境，此外，美国高校为自身的校企合作制定了成熟和完善的流程规范和技术转让制度，在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上，美国高校充分考虑企业的立场和需求，既最大程度地保护本校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又不妨害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在融资环境上，在美国如果公司或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某些基础研究，根据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直接从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委托大学进行一些基础研究，美国的资本市场相对成熟，企业融资体系比较完善，这为新生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提供了融资支持，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高校科技产业和合作企业的长期发展。
　　应该说，美国高校多样化和成熟的合作方式不仅是美国高校长期开展校企合作和积极探索的结果，而且也是其开放自由的办学氛围、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催生的结果。
　　4、对策建议
　　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方面，广东省大力推进省部产学研合作创新，5年多来，通过省部产学研这个平台，校地、校企通过实施产学研结合项目、共建研发平台、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等多种模式，直接推动了高校办学机制、学科建设思路、科技创新模式和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加快提升了高校自主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全国共有310所高校、331个科研机构的1万多名专家、教授与广东20多个地市县近万家企业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组建34家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建设了176个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共建各类创新平台1500多个，推动了教育、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纵观广东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时间不长，依然存在许多局限性，①院校总体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尖端科研领域缺乏竞争力，广东高校对大型国企以及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不足，尽管这些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对技术创新具有巨大的需求，但是它们很少寻求与广东高校合作，而是投向北京上海等地具有更高科研水平的院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就高校科技产业发展而言，目前广东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尚处于全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中等偏低水平，不管是净资产总额还是收入总额和纯利润，广东高校同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区的高校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本文从美国高校企业合作中得到启发，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以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提高合作成效，实现协同发展。
　　（1）加强前瞻布局，引领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①高校在新形势下要把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发展做为学校产学研合作的根本动力，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突出重点，着眼于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创新需求，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创新发展，例如，在平板显示领域，要瞄准下一代的显示技术，尽早布局前沿技术学科等，②组织分配好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加强组织策划，积极组织部署校重大交叉项目、平台基地等，开展产业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突破一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提供科技支撑，③调整学科布局，着力提升高校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特色，构筑创新优势，如在高校设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学科等，为产业发展奠定后续发展基础。 　　（2）创新合作模式，推进形成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①要重点推进建设省部产学研联盟、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及各类公共创新平台等，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通过合作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技术系统集成，推进工程化示范，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②借助现有行业龙头企业强大的资金优势和对技术升级的强烈需求，联合构筑支撑行业未来发展的创新平台，如共同组建国家技术创新联盟，③组建以大学联盟为载体的产学研组织模式，可以借鉴加州大学系统的模式，组成运行相对独立，人才资源、教育资源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大学联盟，各大学问超越利益封闭，大胆探索新型的联盟管理模式，根据各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把广东的高校组织起来，建立大学联盟，共同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创新合作。
　　（3）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和流动，①紧紧抓住落实教育、人才、科技等中长期规划的契机，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加快建立高素质师资队伍，②建立科研与科技管理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机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带薪留岗创新创业，积极推进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工程，鼓励推荐广大优秀科技人员到企业担任科技特派员工作，建立起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人才流动机制，③完善教师分类评价考核体系，形成基础研究面向世界、应用研究面向市场的评价导向，基础研究的评价以是否解决科学问题为衡量科技人员贡献的重要标准，以SCI和EI论文发表、论文他引情况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对于应用研究评价，应以是否形成产业发展所需的共性技术和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作为衡量科技人员贡献的重要标准，以企业对项目研发投人、专利及专利技术的转化、科技服务的社会效益作为评价指标，④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为了调动合作各方的积极性，保护校企双方的合作权益，要建立和完善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政策，以此规范合作行为，确保可持续合作，在具体操作上，斯坦福OTL的工作模式值得我国高校借鉴。
　　（4）面向实践需求，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抓好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内涵和平台建设，建立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专业方向的机制，对于本科生而言，大力推进通识教育、交叉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实施拔尖人才和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对于研究生实施分类培养，探索和实践与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通过协同创新，充分发挥产学研各方的优势，加快培养生产一线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创新人才，在承担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企业内的博士生人数，聘请更多的企业技术人才来学校作为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共同培养学生，，在学校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企业入门课程等多项具体措施，通过在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基地”、“研究生实习基地”与“本科生创新基地”等基地平台来培养更多的创新、创业人才。
　　（5）强化校地合作，与区域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加强同国家及广东省政府的沟通，为校企合作争取更加坚实完善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充分利用国家及地方各类科技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发布科技成果信息，加强专业项目对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成功率，结合广东省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各类科研计划和优惠政策等，主动与企业联合，加快建立形式多样的产学研合作利益共同体，结合学校和地方政府的合作重点任务，与地方政府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和长效合作机制，完善地校合作共建研究院等平台的模式，实现与地方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不断提高其引领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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