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与日本古典文学

    芥川文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对古典文学中特殊场景与事件的再加工和再创造，展现作家对现代人的关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一般认为，芥川的素材来源有三部分：日本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如取材唐代小说的《杜子春》，取材西方近代文学的《奉教人之死》、《烟草和魔鬼》，取材《今昔物语》的《罗生门》、《鼻子》等。鲁迅评价说：“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

　　《今昔物语集》是日本最大的佛教说话集，由天竺（印度）部、震旦（中国）部、本朝（日本）部三部分组成。《今昔物语集》描写了平安末年日本民众立体多元的生存状态，展现了日本民族强烈的生存意识，借鉴了异国故事的生存理念同时流露出日本民族欲赶超强国的意识。芥川的《罗生门》就取材于《今昔物语》中的《罗城门》的故事（卷二十九：罗生门登上层盗人语第十八，卷三十一太刀带阵卖鱼姬语第三十一）。
　　《罗城门》的故事讲述盗人藏在了罗城门下，怕被他人看见，就爬到了罗城门的第二层。故事发生在白天，白天发生行盗更能增强人们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当白发苍苍的老妪坐在死人的枕头上、拼命地撕扯死人的头发时，盗人问老妪在干什么，老妪说：“我的丈夫死了，没人安葬，就放到这里了”那女子的头发很长，想拔下来做假发，来帮一把。最后盗人剥下死人的衣服和老妪的衣服，又夺过拔下的头发，本文由笔耕文化传播收集整理跳下来逃走了。
　　比较《罗生门》与《罗城门》的情节，可以发掘三处不同。
　　第一、主人公的境遇与性格的不同，在《罗城门》中的盗人从摄进国一带上京城行盗 ，而《罗生门》的主人公变成了被辞退的下人，“饿死路旁”与“成为强盗”这两种想法之间产生了思想斗争的普通人。
　　第二、死人的身份。在《罗城门》中的死人只是一位年轻的女子，而《罗生门》中的死人是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靠诈骗为生的女人。这为老妪的辩解提供了前提条件。老妪说道：“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这位我拔了她头发的女人，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的。要不是害瘟病死了，这会还在卖呢。她卖的干鱼味道很鲜，兵营的人买去做菜还缺少不得呢。她干那营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干嘛。你当我干这坏事，我不干就得饿死，也是没有法子呀！我跟她一样都没法子，大概她也会原谅我的。” 老妪的辩解看似是有逻辑、有条理的，但是却能发现其本质是在利己主义思维的作用之下违背道德，损害他人利益，却又把责任推卸到他人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上，为自己开脱。在作恶的同时维护自身的形象，确保自己的个人利益。
　　第三、对下人心理的描写。在《罗城门》中没有对盗人的心理描写，而在《罗生门》中下人被主人辞退、走投无路的境遇下。他的内心充斥着“是饿死还是当强盗”两种想法的不断斗争。这时的下人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善，也可以说这时他只是缺少作恶的勇气。当他发现了罗生门上的老妪在拔死人头发时，他的善占据了上风，下人表现出对罪恶本能的厌恶，他持刀抓住了老妪。老妪辩解说：“不这么干，就得饿死”时，立即产生了勇气。就在那一刻，下人的心里完全发生了转变，由善屈服于恶，他鼓起勇气一下子把老妪身上的衣服剥光就逃遁而去。下人离去时为自己辩解到：“我剥了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 下人决定当强盗，为了生存，他选择了比老妪更恶劣的行为。由此完成了他由良知到利己主义的转变。在文章的最后，“谁也不知道这下人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看出，芥川得《罗生门》虽然取材于《今昔物语集》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今昔物语集》中故事的颠覆。在更大程度上展现了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人类不同的利己主义思维，由于环境的不同，利己主义的表达也有着不同的变化。给读者带来更大的震撼。
　　通过增加对话、场景的设定，充分展现出了比《今昔物语集》中更深刻的意义，乱世中的人性扭曲，为生存不择手段，以及“老妪”诡辩的说辞都将极端利己主义的思维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结论：
　　芥川龙之介弥补了《今昔物语集》的空白。《今昔物语集》为迎合市井之人的口味，不免近渲染之事，随意增减故事情节，虽然幽默风趣，调侃戏虐，但是缺乏技巧性和理性的思考，难以体现作品的主题和人物思想。
　　芥川的历史小说将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时代氛围相融合。展现了人类丑陋、邪恶、自私的本性，并且对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进行了摧毁与颠覆。